《大學》傳十 釋治國平天下:

 

「詩云:『殷之未喪師,克配上帝;儀監于殷,峻命不易。』道得眾,則得國;失眾,則失國。」 

 

詩經上說:「殷商在尚未淪亡之時,王室的行事處處能順服天命而得到民心;有國家的人應當以後來殷商的滅亡為鑒,畢竟天命是不容易長久保得住的啊!」由此可見:能得到民心,國家就可以生存發展;一旦失去民心,國家就要滅亡了。

 

「得眾則得國;失眾則失國」這句話,從史實上可以得到許多例證;在錢穆先生的《國史大綱》中就有這麼幾段論述:

 

       漢末割據的梟雄,實際上即是東漢末年之名士。尤著者如袁紹,公孫瓚,劉表諸人。當時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一個統一國家,此亦可分兩面說:一則他們已有一個離心的力量,容許他們各自分裂。二則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更健全更偉大的觀念或理想,可以把他們的離心力團結起來。

       曹操想要用循名責實的法治精神,來建立他的新政權,但是曹家政權的前半期,挾天子以令諸侯,藉著漢相名位剷除異己,依然仗的是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。下半期的篡竊,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。乘隙而起的司馬氏,暗下勾結著當時幾個貴族門第再來篡竊曹氏的天下,更沒有一個光明的理由可說。司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,來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,然而他們只能提出一孝字,而不能不捨棄忠字,依然只為私人張目。正惟如此,終不足以得人心之歸嚮。

        唐太宗是中國史上一個傑出的君王。既英才挺出,又勤於聽政。其君臣上下,共同望治,齊一努力之精神,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。

       貞觀時代之社會情況,實未必勝於大業。直至玄宗天寶十三載,始有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餘,為唐之極盛,乃始與隋室相比。正惟如此,故太宗一朝君臣,每每以有隋相警惕,不敢驕縱荒佚,而成治世。

 

以「天命即是合於天理的自心」來說,順服天命也就是順服民心,這樣的民心因為有共同的理想天理而偉大,歷史上有開創性的偉大政權,像是唐朝與清朝的初年,特別能體現這種「奉天以治人」的精神。

 

擁有政權的一群人,如果理想是共同而偉大的,往往名垂青史;而一群沒有互信基礎的政權擁有者,無法具有共同而偉大的理想,終究要以互相爭戰作為結束。

 

在《第五項修練》中,彼得聖吉指出:

       傑出團隊內部的衝突往往具有建設性……如果團隊中只有一位成員更有系統的看問題,此人的洞識將很難被接受。

       共同願景的力量源自共同的關切。

       Maslo晚年從事於傑出團隊的研究,發現它們最顯著的特徵是具有共同願景與目的。……在特別傑出的團隊裡,任務與本身已無法分開。

       許多人被問起,作為偉大團隊一份子的經驗是什麼時,最引人深思的回答是:覺得自己屬於一個比自我強大的事物的感覺,也就是大夥心手相連,共創未來的那種經驗。

 

不論學校、企業,乃至於國家、社會,擁有共同的關切與超拔的理想,才有不斷昂揚向上的力量。「國者人之積,人者心之器」,孫中山先生的這句話從此處讀來,更覺意義深遠!

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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