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論語為政》篇中,有一段孔子自述學行進境的記載: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順,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我在學生階段,總是不解:為何「耳順」會放在「知天命」之後?
個人原來對於耳順的認知太偏頗了,以為對於不順心的事情,能夠用「逆來順受」的態度,做個好好先生,不製造糾紛;又能夠洞燭機先,遠離糾紛,不就耳順了嗎?而「知天命」是多麼難得的境界呀,理應放在後面才是嘛!豈不見《述而》篇中「假我數年,五十以學易,可以無大過矣」的敘述,「可以無大過」的境界與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不是很接近了嗎?那麼為何「耳順」會放在「知天命」之後呢?這幾年有因緣稍微接觸《易經》,經由佛門蕅益大師《周易禪解》的注釋,而有了不同的體會,才知從前所見大謬不然。
在《繫辭上傳》提到:「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,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,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」蕅益大師解為:「……此乃自心合于天理,故為理之所祐。」換言之,若以孔子學易「可以無大過」來理解所謂的「知天命」,則此天命即是「合於天理的自心」,與《中庸》所說的:「天命之謂性,率性之謂道,修道之謂教」是同一個道理。《中庸》又提到:「詩曰:『嘉樂君子,憲憲令德;宜民宜人,受祿于天;保佑命之,自天申之。』故大德者必受命。」也可作為相同的註腳。
那麼「耳順」呢?當「自心合於天理」後,可視為「靜中養成」;而此時「耳順」就該是「動中磨練」的工夫了。靜坐中有十分工夫,動中還賸幾分?這是真工夫,騙不了人的,就算騙得了別人也騙不了自己,從這個角度看來,「耳順」之所以會放在「知天命」之後,原來還是有其修行次第的。這就如同漸修法門要經由空、假、中三觀漸次修習一般;「知天命」就像在修空觀,「耳順」就像在修假觀,而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就像中觀。在此,我們似乎也可以用另外一個進程來思索:把四十不惑解為「信」,五十知天命解為「解」,六十耳順解為「行」,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解為「證」。
走筆至此,深感修行之易與修行之難;其易者,從初步到最終都用同一個工夫,說是忠恕之仁也得,說是常無常有的玄也得(道德經首卷),吃德山一棒、臨濟一喝也得。而修行之難呢?說食不飽,沉淪六道苦無出期,誰曰不難?
耳順者,所聞無有不順,賢達諸君愍我愚誠,聞此鄙陋之言,耳順乎?耳不順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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